【有春讀史】古代反腐倡廉中的“三”字現(xiàn)象一瞥

中華民族綿延發(fā)展，不斷強大;華夏文明璀璨輝煌，光照人寰。其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由中華本土誕生的前賢圣哲思想與智慧得以薪火傳遞，他們那胸懷社稷蒼生的人生價值追求在代代賡續(xù)傳承。縱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我們仍然能從社會發(fā)展的主流中，從絕大多數(shù)中，捕捉到大量仁人志士關心社稷民生、堅持懲惡揚善、永葆公正廉潔形象的正直官員身影，本文謹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剔撥擷取幾組鏡頭，以見端詳。有趣的是，他們的事跡都與“三”這個“三生萬物”的吉祥數(shù)字有關。

一.敢于擔當、讓貪官發(fā)抖的“江東三虎”

我國的長江總體走勢是由西向東，進入大海，但它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在自江西九江往南京一段的皖江又呈現(xiàn)為西南往東北的走向，于是人們將長江以東的地區(qū)稱為“江東”，又稱“江左”。這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泛指長江以東地區(qū)，其區(qū)域范圍是今天的長江下游江南一帶。

據(jù)《宋史》卷三百五《楊纮列傳》記載，北宋真宗時，楊纮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范圍內)知縣。鄞縣靠近海邊，社會治安復雜，難以治理，尤其是一些“惡少”販賣魚鹽，群居在洲島上，經(jīng)常出來搶掠正常經(jīng)營者的財物，他們將搶來的貨物先藏在海中的洲島上，然后再自己去販賣，嚴重干擾破壞了市場交易往來秩序，但“吏不能禁”，地方政府拿這些“惡少”沒有辦法。

楊纮到任后，群眾反映強烈，舉報不斷。于是他巧設方略，決定先從教育入手。經(jīng)過漁民中認識惡少船只的人暗中指證，他組織力量及時扣留下了又來搶掠的“惡少“們的船只。楊紱首先對他們進行“戒諭”教育，曉以利害關系，最后還是把船只還給了他們，希望他們做守規(guī)矩懂禮法的好青年。那幫“惡少“經(jīng)過教育，“由是不敢為盜”，從此再也不敢出來做盜賊了，開始重新做人。

楊纮后來因為過繼給叔父、工部侍郎楊億為兒子，被賜進士出身，在越州任通判，繼任筠州千府，提點江東刑獄，后又升為轉運使、按察使等職，崗位在不斷變化，權力也愈來愈大，但他關心民生、勇于擔當、懲惡揚善的工作作風沒有變。

有一年，江東鬧饑荒，楊纮果斷作出決定：開義倉賑災，救老百姓于餓殍命危之際。當時有的官吏害怕出問題，就站出來表示反對。楊纮就做大家思想工作，他說：“義倉，為民也。稍作稽緩，就會出現(xiàn)餓殍遍野現(xiàn)象，人命頭天，不能視同兒戲。”政府設立“義倉”是為了在災難時刻保民生的，如果行動稍微遲緩耽誤，就會造成餓殍遍野現(xiàn)象，人命關天，不能視同兒戲。在楊纮的堅持與說服下，大家思想統(tǒng)一，及時開倉賑災救人。政府幫助老百姓度過了饑荒難關，在老百姓心中樹起了好的形象。

楊纮對待自己要求嚴格，同時注意管好身邊的人，絕不允許屬下搞歪門斜道、干禍害百姓的勾當。他經(jīng)常說這樣的話：“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意思是說，對于那些違法違紀的官員是不能原諒的，將他們鏟除法辦，只是對貪官這一家不利而已，但絕不能因為貪官這一家而讓郡邑內的千家萬戶老百姓去受害受苦。再次表達了為官要代表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利益的執(zhí)政理念。那些有貪婪之心的極少數(shù)官員聽說后，“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嚇得自動離開了官場，有的收斂起了原先的貪欲念頭，不想腐、不敢腐了。

楊纮與同時代的王鼎、王綽兩位官員，在當時有“江東三虎”盛譽，以吏治清明、懲惡揚善、關心民生、反貪腐有力而普遍受到百姓擁戴，被百姓們稱為好官。

二.自甘清貧、干凈為官的“江右三清”

“江右”也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隋唐以前，主要是指長江下游北岸和淮河中下游以南地區(qū)，現(xiàn)一般表述為長江下游以西地區(qū)，以江西省為主要地域。

據(jù)《明史》卷二百四十一《陳道亨列傳》記載，陳道亨是新建(屬今江西省南昌市)人，萬歷十四年(1586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任南京吏部郎中。雖然明成祖朱棣于永樂十八年(1420年)將都城遷到了北京，但南京一直作為陪都存在，國家機構“六部”健全，所以當時的南京又叫“南都”。朝廷任命官員時，為官地點是北京與南京同等對待，對通過科舉剛入仕途的官員，經(jīng)常是先任命在南京為官，然后根據(jù)需要再調入都城北京或其他地方為官。吏部郎中陳道亨與他的“同里”即老鄉(xiāng)鄧以讚、衷貞吉二人都“官南都”，即都在現(xiàn)在的南京做官，由于他們?yōu)楣偾逭疂?，被世人贊譽為“江右三清”。

有一年，陳道亨剛遭母親喪亡之痛，接著又“家毀于火”，自己家的房子遭到火災被燒掉了，全家人只得“僦屋以居”，即租人家房子居住。寒冬到了，全家是“窮冬無幃”，連一頂像樣的幃帳都沒有，“妻御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御寒”，妻子只得穿粗糙的、由葛麻縫制的衣裳以過冬，母子二人靠到戶外撿拾柴禾回家取暖御寒。“或有贈遺，拒弗受”，有人發(fā)現(xiàn)他們家生活如此困難，就想贈送一些物品給他們，但都被家人拒絕了。

史書上的這段記載，正確的理解是：當時明朝政府官員中，有許多人是過著夫妻分居的生活，并且經(jīng)濟收入很低，難以維持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開銷。吏部郎中陳道亨家的遭遇應該不是在“南都”南京發(fā)生，而是在江右老家新建地區(qū)發(fā)生。同時也告訴我們，明朝政府官員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官員能夠“管好家里的人”，能夠管好自己的妻子和兒女，不準他們打著自己的名頭來謀私，不準他們拿別人的財物，堅持過清貧廉潔、自力更生的生活。陳道亨是如此，他的老鄉(xiāng)鄧以讚、衷貞吉二人也應如此，否則，哪來“江右三清”的美名?

陳道亨后來被朝廷進一步重用，由湖廣參政升遷為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轉升為福建左布政使。工作環(huán)境在不斷變化，手中權力愈來愈大，但他“所至不私一錢”，到任何地方為官，都不貪腐一分錢，可稱得上是明代廉政楷模。再后來，陳道亨又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負責長江防務重任。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當皇帝，陳道亨又被提拔為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受中央政府委派，成為專門負責疏浚、開鑿、治理河道的欽差大臣，肩負起“水利部部長”重任。事實再次說明，只有為政清廉正直的官員，才能不斷取得進步，才能讓上級放心，讓百姓滿意。

三.一“清”二“慎”三“勤”的“居官三字符”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列傳(一)》“梁寅”條記載，梁寅是新喻縣(今江西境內)人，出生在元代末年。世代業(yè)農(nóng)種田，雖然家貧，但能自力于學。他最后達到了“淹貫《五經(jīng)》”、熟讀諸子“百氏”之學的學術，但卻“累舉不第”，沒能考取舉人、進士之類功名，于是決定放棄“高考”，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了，另謀生路。由于他的學問早已被眾人知曉，后來還是被“集慶路”(相當于“集慶府”)政府部門聘為儒學訓導，當上了專門講授儒學的教書先生。過了兩年，他又以雙親年老而“辭歸”故里。元朝末年，“天下兵起”，兵荒馬亂，他干脆“隱居教授”，以教書為生。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四方、建立明王朝后，征召天下明儒碩學來“修述禮樂”。梁寅以“年六十余矣”的年齡前來應征，這可是現(xiàn)代人退休的年齡啊。梁寅被朝廷重用，開始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當時分為禮、律、制度“三局”，梁寅被分在禮局任職。

長期積累的學術素養(yǎng)使梁寅在“討論精審”過程中，令諸儒皆推服。“禮書”完成后，皇帝朱元璋賞賜金幣豐厚。當朝廷準備給他授以官職時，梁寅又以老病辭還故里，不愿再出仕為官。后來他“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子多從學，稱其為“梁五經(jīng)”，又稱其為“石門先生”。

毗鄰縣邑有一個小青年“初入官”，即將開始為宦生涯，就主動跑到梁寅老先生這里請教為官之道。梁寅對他說：“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清清白白做官，不貪不腐，這就是“清”;謹言慎行，如履薄冰，這就是“慎”;勤奮耐勞，恪盡職守，這就是“勤”。

當這位年輕人又向他請教有關“天德”“王道”要義時，梁寅微笑著說：“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

可惜這位年輕人沒有真正領悟梁寅的微言要義，告退后還對別人說：“梁子所言，平平耳”。認為梁寅講的話很是平常一般，沒有他想象的那樣有高水平，所以也就不把梁寅的諄諄話語放在心上。

俗話說，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這位年輕人步入仕途后，很快就“以不檢敗”，因自己行為不受檢約而很快斷送了前程。這位年輕人非常后悔，逢人便說：“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自己沒有臉面再去見梁寅這位提出“居官三字符”的官場老領導、學問中的老先生了。

四.“居官之本有三”

又據(jù)《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列傳(一)》之“潘府”條記載，潘府是明朝成化末年進士，官至太常，致仕退休。既歸，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闡發(fā)研明古代“經(jīng)傳”典籍為事。

潘府曾經(jīng)說過這樣的話：“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yǎng)，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強調為官從政者要從三個方面來加強自己的修養(yǎng)：節(jié)儉廉潔，勤勉自律，大公無私。他又說：“薦賢當惟恐后，論功當惟恐先。”強調為官者要任人唯賢，唯恐在思賢、薦賢、用賢上落后了，而在論功行賞時要有不爭不搶的為人品格。

明代政權由貧寒出身的朱元璋建立，可能在沒有榮華富貴之前已經(jīng)受盡了饑寒窮苦，身處百姓時就對官場貪腐行為深惡痛絕，所以在建立政權后，在吏治方面，特別注重加大勤政廉政、廉潔自律教育。另一方面，明代政權是在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權基礎上建立的，如何做好對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進一步弘揚，被再次被提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重視，通過明經(jīng)科考的方式來選拔官員，使為官者執(zhí)政理念、人生價值觀得到再次重塑。正因如此，我們在閱讀《明史》時，貧窮官員層出不窮，有時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我們不妨再看兩例。

據(jù)《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時鼎列傳》記載，蔡時鼎是明代萬歷二年(1574年)進士，后來被朝廷任命為兩淮巡鹽要務。這是個肥缺，但他不僅不利用職權貪污受賄，而是“悉捐其羨為開河費，置屬邑學田”，將自己的俸祿全部拿出來用于開挖河道，發(fā)展農(nóng)業(yè)，興辦學校，為學校購買學田。他后來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又更職吏部，在萬歷十八年(1590年)的冬天，兩次上疏皇上，指陳時政得失，不久又升遷為南京禮部郎中。他先后在刑部、吏部、禮部三個政府要害部門供職，最后“卒官”，倒在了工作崗位上。令人唏噓的是，蔡時鼎是“貧不具含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他死了后，連喪葬費都拿不出，還是靠同僚們湊份子，出錢出物，才把他的喪事辦了。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劉東星列傳》又記載，劉東星是明朝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黃河決堤，運道堙阻，國家面臨危難時際，朝廷任命他為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事務。劉東星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最后也是“卒官”，倒在了工作崗位上。史載其“性儉約”，為人稟性是一貫堅持勤儉節(jié)約，所以他“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為官30年，始終堅持粗茶淡飯過日，衣服要穿到不能再穿為止。

史籍昭昭，斯人已已，時代的車輪永遠向前，我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中華民族浩然正氣，依然激蕩乾坤，引領未來。

束有春 2022年3月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