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我不能把大故事強加給他們

(記者 白雁/文 趙杰/攝)二十年前，王堯寫下了長篇小說《民謠》開頭的一句話。在那之前的1998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文革文學”研究》答辯。對王堯而言，這一課題的研究也是對自我成長的一次批判。沿著這個思緒回溯自己的青少年生活，他開始有了寫小說的沖動。

小說完成得并不順利。接下來的二十年，隔幾年寫一點，卻始終處于待完成的狀態(tài)。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常的忙碌，作為高校教師，王堯兼顧教學與研究，先立說后著書，推出多部學術著作，小體量的散文也一直是他鐘情的對象，并結集出版了多部。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對長篇小說心懷敬意的王堯，一直在尋找自己經(jīng)營長篇小說的理想方式，包括如何為這部小說命名。王堯曾為小說命名《年代》《東風吹》，但都在后面特意備注“暫名”。一個尚在孕育中的胎兒，將來戶口簿上的名字，還要再斟酌。

2019年秋冬之際，王堯在一座城市的街頭漫步，有婉轉的二胡聲落入耳內。那段曲子讓他想到了自己的小說，就在那個瞬間，名字定了下來——《民謠》。

2020年的春節(jié)之后，王堯終于坐下來重寫了小說的前四卷。加上之前已經(jīng)完成的“雜篇”和“外篇”，《民謠》譜寫完畢，并在2020年《收獲》第六期刊出。動作敏銳的譯林出版社聞風而動，已經(jīng)鎖定小說單行本的出版發(fā)行，預計近期推出。

在這部近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里，王堯用細膩平實的語言構建了主人公王厚平的少年時代和他的江南公社。小說的第一句，保留著二十年前的那句——“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

回到1972年5月，走進江淮地區(qū)的一個小村莊——“江南大隊”，故事將從這里開始。而在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故事以外，極具意向性的碼頭上還具備著無限延展的寓意。這寓意究竟是什么?作為小說家的王堯和作為批評家的王堯，一起把闡釋的空間交給了讀者。

我是不是那個少年已經(jīng)不重要了

現(xiàn)代快報讀品：了解您的讀者，在讀《民謠》時，通過里面的主人公或者說敘述者王厚平，一定會聯(lián)想到您，王厚平這個人物和作為創(chuàng)作者的您是什么關系?

王堯：我起初辯解我不是那個少年，那個少年也不是我。但現(xiàn)在覺得我是不是那個少年已經(jīng)不重要了。王厚平身上有我少年的影子，我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很容易讓別人覺得這部小說有點像我的自傳。我寫完之后重讀，也很好奇，這位王厚平是我嗎?答案當然不是，他是我筆下的一個人物。寫作當然無法擺脫自身的經(jīng)驗，最初我從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虛構了他，但在寫下去以后，他幾乎不受我的控制了。我的經(jīng)驗不足以支撐這個人物，而他一旦在字里行間活下來，就有了自身的邏輯，我得從人物的邏輯出發(fā)去想象。其實我希望他就是我，如果我當初是他，也許我后來的人生道路和今天還有差異。這些日子在一個人獨處時，我想想王厚平，在他身上我也看到了我不熟的自己。今天在回答你的問題時，我感覺那個王厚平好像在看著我。

現(xiàn)代快報讀品：《民謠》中出現(xiàn)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超過五十個，這是個相當龐大的體量，有的人物雖然著墨很少，但卻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吃驚，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堯：謝謝你如此用心。坦率說，我不知道自己寫了多少人物，看來，我也有必要去數(shù)一數(shù)。在完成初稿后，有位朋友看了以后說，你小說里的人物太多了。如果你對人物的深刻印象是真實的，那我可以安慰自己說，這么多人物沒有一個是多余的。我在最初構思時，并沒有這么多人物。我也畫了一個簡單的關系圖，人物并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多，但寫著寫著，那些人物就出場了。從文本分析的角度看，一些人物只是其他人物的鋪墊，或者配角，這是技術分析。如果小說是一個世界，那么這個世界中的所有人物，在生命的意義上都至高無上，盡管在社會生活中其中一些人物也許微不足道。我的人道主義是對卑微的人生也給予尊重，我覺得小人物總是比大人物多。以前生活困難的時候，好的毛巾先用來洗臉，舊了再用來洗腳。寫小說不能這樣，對筆下的所有人物都需要用一樣的毛巾。在寫人物時，我比較重視場景、細節(jié)，如果出場不多，我考慮的是用細節(jié)將這個人物留住。

現(xiàn)代快報讀品：您用非常細膩的語言塑造

人物、描寫細節(jié)，甚至沒有大的歷史場景。為什么選擇這種書寫方式?

王堯：語言的問題非常難談。我有個奇談怪論：歷史是故事，人物是細節(jié)。我想寫的“歷史”是沒有大的歷史場景的，但它是大歷史的一部分。在我的構思中，這個村莊是沒有大人物的，只有小人物。他們有故事，但不是波瀾壯闊的那種。我甚至不能說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歷史，也許只能說歷史的光影破碎地灑落在他們身上。他們本身是微小的存在，不是我把他們碎片化了。我不能把大故事強加給他們，語言的細膩與此有關。

不贊成“批評家的小說”這樣的提法

現(xiàn)代快報讀品：小說的結構很獨特，由四卷構成，四卷之后又有“雜篇”和“外篇”，為什么會采用這種結構?

王堯：作為研究文學的學者或批評家，我一直關注小說的結構問題，在寫作散文時，結構也是我用心之處。一個作家的結構力是他觀察、把握和寫作世界的能力，反映在小說寫作中就是小說的結構方式。我們不能把結構僅僅看成一個技術問題，它是一種思想方式和審美方式。我二十年前動筆時，深入思考過自己的小說結構。最初我是分成內篇、雜篇、外篇，在寫了內篇四卷的一部分后，我先完成了“雜篇”和“外篇”。有幾位朋友在十幾年前就讀到我的“雜篇”和“外篇”，這次重寫時，我修改了部分人物的名字和事件發(fā)生的時間。最后定稿時，我覺得用內篇、雜篇和外篇在形式上過于整飭，就刪除了“內篇”對前四卷的冠名。這樣一種結構的方式，當然借用了《莊子》的概念，但更多的與我試圖創(chuàng)新小說結構的沖動有關，支撐它的是我對歷史的理解。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分裂的語言中成長的，在《揚子江文學評論》的創(chuàng)作談《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中述及了這個問題。這三種結構便體現(xiàn)了語言的分裂特征，以及與之相關的復雜的思想、生活、人性和內心世界。

現(xiàn)代快報讀品：您說過，如果寫作者能夠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審美方式，他所有的資源將會提升他的寫作境界。具體到這部小說，您是怎么找到這種審美方式的?

王堯：我好像說過這句話。它不是說我已經(jīng)達到這樣的境界，而是說我認為優(yōu)秀的寫作者應該達到這樣的境界。我對自己是不是已經(jīng)找到這種審美方式是將信將疑的，《民謠》發(fā)表后，受到一些好評，我心里當然是很開心的。但因為自己畢竟從事文學研究幾十年，理性就出來了，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寫好了《民謠》。如果說我在這方面有所收獲的話，簡而言之就是我想寫出一部具有“異質性”的小說。一個人總有自己的寫作方式和理想。在幾十年之后，我重新在記憶和虛構記憶中回到青少年時代，我把自己在語言、敘事、歷史觀、人性觀、審美觀等方面的所有積累幾乎都融化到文字中了，我首先確立的不是小說的異質性，是個人寫作之前和寫作過程中的異質性。

現(xiàn)代快報讀品：因為《民謠》，您有了一個新身份——小說家，回頭看，在創(chuàng)作小說的過程中，批評家的身份是否影響您對文本走向的把握?

王堯：你提到的這個問題，是《民謠》發(fā)表以后很多朋友談到的一個話題。就我個人而言，我是不贊成“批評家的小說”這樣的提法的。我以前對自己是批評家的身份都不太習慣。這里存在著這樣一個事實：我長期從事文學研究，是以知性為主的學術生涯。盡管我一直在寫散文，但五四以后的文學秩序是以小說為中心的，似乎只有寫了小說才成為作家。我多次表達這樣的想法，特別羨慕現(xiàn)代史上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寫小說、寫散文、寫詩歌，也做學術研究，做作家也做教授。如果批評家的身份表達的是我之前以知性為主的生涯特征，其實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我一直覺得感性、審美能力對一個批評家來說也是同樣重要的。且不論我的文學批評如何，但批評文字中也有我的感性和審美力存在。在進入小說寫作時，這一部分的感性和審美力有效轉化了。我從事了幾十年的文學教育，現(xiàn)在也常常反思，覺得文學研究如果僅僅視乎一種知識生產(chǎn)，那么這樣的文學教育似乎是殘缺的。從寫作小說的角度講，知識生產(chǎn)的方式是大障礙，知性、概念、理論通常會妨礙想象力、語言表達和故事展開。很多朋友聽說批評家寫小說，最擔心的是理性太強，不能跨過講故事這一門檻。這也是我一開始寫小說就警惕的。我不能說我做得很好，但批評家的身份在寫作中讓我融合了多年閱讀小說的經(jīng)驗，讓我在語言、形式、結構上有更自覺的意識，讓我在講述故事的同時在意故事背后的思想、文化和歷史含量。我還特別要說到，寫小說，我是新手，我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向小說向文學、向我尊敬的小說家文學家表達自己樸素的敬意。

重建“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

現(xiàn)代快報讀品：整部小說讀下來，從時間軸的縱深和地域軸的寬廣，我讀出了一個龐然大物的感覺。接下來您是否會繼續(xù)這個題材的書寫?

王堯：我特別在意你這個問題的前半段。你前面說，我沒有寫大的歷史場景，現(xiàn)在說到自己讀出了“龐然大物”的感覺。這是不矛盾的，我確實放棄了對大的歷史場景的敘述，但我希望在一個有限的空間中讀到大歷史，延伸出某種無限的東西，由小見大。我不知道我后面會寫出什么，但肯定會寫下去。寫小說就像抽煙一樣，會上癮。我現(xiàn)在希望自己戒掉香煙的狀況下繼續(xù)寫小說。在寫小說這件事上，我沒有功利的壓力，我只想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我從故鄉(xiāng)出來四十年了，不僅丟掉鄉(xiāng)村生活，對自己的故鄉(xiāng)也開始陌生。如果我對鄉(xiāng)村的記憶不能長出新芽，也就構不成小說的枝干。在一段時間內，我不會寫這個題材了。我近四十年在大學生活，我一直關注現(xiàn)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如果再寫，可能是這個方向的故事。

現(xiàn)代快報讀品：您之前說，想通過寫作重建“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我感覺這個重建一直處于現(xiàn)在進行時，想問問，在重建中，“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在發(fā)生著什么樣的變化?

王堯：我一直覺得漢語寫作的文體是多樣廣闊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文體表達對同一個問題的思考。我現(xiàn)在仍然要說，我們不能用身份去限制一個寫作者嘗試文體多樣化的可能。在我這里，同一個問題是“我”與“歷史”的聯(lián)系。如你所說，這個重建一直處于現(xiàn)在進行時。一個人思想認識的邊界是不斷打破的，當你在現(xiàn)實中的困惑越來越多時，你就會想到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我之前想得比較多的是個人在歷史塑造中的被動性，但我現(xiàn)在更多地想到個人在歷史中的選擇同樣重要。

王堯

文學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著有《中國當代散文史》《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辭》等，主編《“新人文”對話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江蘇省社科一等獎等。另有散文集《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紙上的知識分子》等。